朱鎔基的分稅制與習近平的現(xiàn)代財政體制

習近平時代：現(xiàn)代財稅體制改革

1994年分稅制改革完成了歷史使命，將退出歷史舞臺，新的根本性的財稅體制改革將取代分稅制。

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7月2日和7月3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分別發(fā)表文章對政治局審議通過財稅改革方案進行政策解讀，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被賦予建立現(xiàn)代社會基礎制度的重任，財長樓繼偉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表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是要建立“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相適應”的現(xiàn)代財政制度，經(jīng)過20年的發(fā)展，現(xiàn)在我們的稅制有了很多的變化，強化了公共財政的職能，財稅與老百姓關系越來越密切。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不是政策上修修補補，而是在原來的基礎上立足全局、著眼長遠，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和系統(tǒng)性重構。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既然是“一次立足全局、著眼長遠的制度創(chuàng)新和系統(tǒng)性重構”，目標對應的是建立現(xiàn)代法治社會所必須的財政體制，奠定受到嚴格約束的公共財政體制，圍繞中國共產(chǎn)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三大任務，有序有力有效推進。

按照部署，改革時間進程大體如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取得決定性進展，稅制改革在立法、推進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要基本達成共識，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各項改革基本到位，現(xiàn)代財政制度基本建立。今明兩年是重新厘定邊界的關鍵年份。

令人擔憂的是，“現(xiàn)代財政”的提法取代了“公共財政”，湖北省統(tǒng)計局副局長葉青撰文深表憂慮，“現(xiàn)代財政”有可能悄無聲息地切斷從1998年開始社會各界建立“公共財政”的艱辛努力。公共財政的實際要義不在于“市場失效”這一經(jīng)濟邏輯起因，而在于其“預算法治”和“民主財政”的政治實質內涵。

軟預算與軟決算是財政制度不健全的表現(xiàn)，沒有約束的財政是家天下的財政，現(xiàn)代公共財政體制才能讓政府擺脫企業(yè)色彩，回歸公共服務提供商的守夜人本位。建立相關的法律體系，建立人大的硬約束才能避免預算法成空。目前某些地方預算失衡，政府可以大規(guī)模借債將負債通過通脹的方式轉嫁給國民，而地方政府實際執(zhí)政者大筆一揮，資金進入基礎設施工程也進入了某些情婦的錢囊。無立法機構約束由官員主導的財政體制，與宋神宗、明神宗時代的財政從本質上來說沒有區(qū)別，都是失范的原始財政體制，打著為民謀利的名義攫民之財，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

稅收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公民須向國家納稅，并通過一定程序行使監(jiān)督權，需要納什么稅、納多少稅由作為民意代表的立法機構決定，稅收機關憑借法律讓度的行政權力隨意征稅，稅收征收與使用嚴格分開。中國目前做不到徹底的稅收法治，但立法機構可以向行政機構收回稅收征收權，嚴格行使自己的權力，不再成為橡皮圖章。一些敏感稅收問題，比如房產(chǎn)稅該不該征收、如何征收，比如遺產(chǎn)稅是否要征收，征收的起點是多少，都需要立法機構各方利益的博弈與權衡，訴諸于立法后才能征收，否則就是非法侵犯公民產(chǎn)權。

稅法與預算法進入法治軌道，地方政府大手大腳會受到抑制，招商引資、稅收優(yōu)惠、對民企關門打狗等一系列違法違規(guī)的怪象將受到制約;中央政府各部委的轉移支付，也絕不會象闊人家的敗家子那么痛快，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博弈將在財政、事權匹配的基礎上公開進行。從守夜人的角色出發(fā)，中央與地方財政不再為自身利益進行博弈，而是從提供公共產(chǎn)品與公共服務的角度進行博弈。

稅收法治原則是建立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基礎，中國要建立現(xiàn)代財政體制，對應的是建立稅收法治社會，而不是重建涓滴歸公的“大財權”。希望此輪財稅體制改革成為中國的“光榮革命”，最樂觀的估計是，中國的稅收與財政因此步法治軌道，進入制衡軌道，最終實現(xiàn)無公民權力者不納稅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