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高貨幣化源于經濟結構失衡

貨幣供應量，是指一國在某一時期內為社會經濟運轉服務的貨幣存量，它由存款貨幣和現金貨幣兩部分構成。各國央行對貨幣的統計口徑不一致，但都是以流動性作為基本的劃分依據。美國將貨幣供應量分為M1、M2、M3三個層次，M1=流通中現金+支票賬戶存款+旅行支票，M2=M1+居民儲蓄存款+定期存款+互助基金存款，M3=M2+CDs+回購協議+歐洲美元;歐洲央行三個層次的含義有所不同，M1=現金+活期存款，M2=M1+兩年期以下定期存款，M3=M2+回購協議+貨幣市場基金存款+貨幣市場票據+兩年期以下債券;日本分為三個層次+廣義流動性，具體為：M1=流通中現金+非金融機構活期存款，M2+CDs=M1+準貨幣+居民儲蓄存款+外幣存款+CDs，M3+CDs=M2+郵政儲蓄存款+勞動信貸協會和農業合作社存款+CDs，廣義流動性=M3+CDs+信托投資性存款+金融機構簽發的商業票據+回購協議+國外政府在日發行的債券。

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分為三個層次+ M2+。其中，M0=流通中現金，M1(狹義貨幣)=M0+活期存款，M2(廣義貨幣)=M1+準貨幣(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其他存款)，M2+(未對外公布)= M2+國內外幣相關項目(現金+存款)。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活動對貨幣和相關交易工具的依賴越來越重，導致金融資產規模在經濟總資產中的比重上升，廣義貨幣創造能力不斷上升。1978年1月底，我國流通中的現金M0為229.59億元，狹義貨幣M1為870.53億元，M1/M0維持在4的水平左右，從1998年開始，該比率一路上升，2010年達到6以上。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數據M2是從95年12月開始公布的。1996年年初，M2/M0這一比率值為6.8，至2010年年底，這一比率達17.22。15年間，M2/M0比率值番2.5翻。

從金融深化指標來看M2/GDP，中國經濟貨幣程度也很高。數據顯示，2011年M2/GDP的比值，美國為0.83，日本為2.40，英國為1.36，盧森堡為4.86，巴西為0.39，俄羅斯為0.45。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11年的1.80，中國的貨幣化率在33年間擴大了近6倍。此外，在全球廣義貨幣(M2)的存量和增量上，中國均居世界首位。據測算，2011年中國新增M2規模在全球占比高達52%。如此的增長規模和態勢，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確是少有的。

雖然由于各國廣義貨幣的統計口徑不同，國家之間不能簡單進行橫向比較。例如美國如果納入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等的廣義貨幣M3，比值遠高于目前值。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貨幣化率的確存在顯著差異，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中國貨幣化過程其特殊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基礎——其核心是政府主導要素貨幣化分配，國際資本循環下的“被動創造”以及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具體來說，高貨幣的原因可分解如下：

首先，在中國漸進改革的市場化進程中，政府通過政策推動甚至主動參與，將自然資源、勞動力、資金、技術、管理等資源和要素不斷推向市場，使得各類資源持續貨幣化。由于中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由此帶來大量的基礎貨幣投放，通過貨幣乘數的放大從而拉動較強的貨幣供給。

其次，基于貨幣競爭的資本流動是中國“高貨幣化”的重要推手。以美元為主的儲備貨幣體系，形成了美國領導下的全球化體系分工，消費國輸出貨幣，位于食物鏈頂端;生產國輸出商品，吸收儲備貨幣，并再投資于消費國金融市場，完成一個國際資本循環。2011年來，中國出口高增長以及累計的外匯儲備已極大地改變了貨幣的創造機制和供給結構。隨著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以及央行實施的“沖銷干預”政策，我國外匯占款大幅飆升，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監測數據顯示，從2002年末到2011年，外匯占款由2.21萬億元增加到25.52萬億元，增長11.5倍。外匯占款增量占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增量比例在2009年達到134%，這反映出中國貨幣創造屬于“被動式創造”。

再者，從中國社會融資模式看，過度依賴銀行體系，間接融資的比例達80%左右。間接融資市場效率低、金融投資渠道匱乏使得存款儲蓄居高不下，從而導致廣義貨幣的沉淀和貨幣的體外循環。

此外，金融資源對國有經濟的過度傾斜以及對國有部門的預算軟約束導致金融資源效率下降，維持經濟高增長必須依賴更高的信貸和貨幣投放，即形成了“經濟增長→對投資需求→對貨幣需求→貨幣供給增加”，這自然表現為不斷攀升的M2/GDP比率。

因此，“超額貨幣供給”并非宏觀經濟矛盾的源頭，而恰恰是中國結構性失衡的結果。筆者認為要改變目前這種“高貨幣化”的現狀，必須淡化政府主導的市場化資源配置模式，改變對投資的過度依賴，全力促進金融領域全方位變革，提高直接融資在經濟的比重，才能最終破解中國經濟的“高貨幣化之謎”，實現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