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不良貸款余額接近700億 互保圈效應打擊實體經濟

金融案件數量比肩2008

而點燃這些“連環戰船”的，是來自地下金融的火星。

浙江省高院的數據顯示，企業資金鏈擔保鏈危機的出現，使得三類金融相關案件的數量激增。

第一類是金融糾紛案件。在浙江省高院今年前5個月接手的15029件金融案件中，金融借款、小額貸款和擔保追償權等案件共11578件，分別同比上升23.9%和39.7%。杭州溫州等地區接案量增幅更多，溫州中院接手的這類案件同比更激增了209%。

第二類是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在受審的一審民商事糾紛案件中，民間借貸案件共47380件，涉案標的224億元，同比分別上升26%和131%。達到2007年以來的最高點。

第三類是因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的勞資糾紛案件。全省法院新收此類案件11302件，同比上升54%，已經接近2008年金融危機時全省法院受審最高值。

三類案件之中，第一類與地上金融系統關聯最為緊密，在諸多案例中，銀行都作為原告出現。

而第二類民間借貸案件由于政府監管和實體經濟疲軟，目前借貸規模在持續縮小，資金價格在持續走低。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的數據顯示，5月份浙江民間借貸監測利率為24.06%，環比回落0.53個百分點。

在需求一定的情況下，地下金融的縮水則進一步推動了民營企業設法向地上金融機構求助。而資質的缺乏使得他們不得不采用互保等形式。

除了三類案件外，7月10日杭州市破獲一起票據詐騙案件，初步核查涉案非法經營額達900余億元。為近年來發現的涉案金額最大的非法票據貼現案件。

“這900億是累積涉資的量，不是一個余額概念。”杭州經偵隊內部人士表示，“票據拿去貼現一次就有幾千萬，一張幾百萬，一貼好七八張，有時候收票十幾張都有。這個規模上幾百億是很容易的事。”

由于銀根緊縮，在銀行不愿放貸的時候，票據融資成為了變相的貸款方式。“票據一般最長期限就半年，現在大多數是半年的，三個月和一個月的相對比較少，年化利率才四點多，比貸款的成本低多了。”杭州當地一銀行票據部門經理表示。

上述案件顯示，浙江的地上和地下兩大金融體系已連為一體，難解難分，頻發的非法集資、金融詐騙等地下金融大案，最終引爆了地面上的那些捆在一起的火藥桶。

行政介入市場

前瞻網了解到，在杭州的600家民企聯名上書浙江省政府求救之后，6月21日，浙江省政府召集人行杭州中心、浙江省銀監局、浙江省高院以及數個省內城市，召開了以金融為議題的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浙江省政府一口氣拋出了26條金融服務措施，力圖拓寬企業融資渠道。而在會上，政府特別要求銀行“對經營情況比較好的、但因涉足互保問題而受影響的企業，相關區縣政府應協調相關金融機構，根據企業實際情況，設置防火墻，不使優質企業受到影響”。

而對中小企業，浙江政府也要求各大銀行加大對小微企業和“三農”的信貸力度。第7條措施中就明確要求各個銀行確保省小微企業的貸款增速不低于貸款平均增速。并且支持批量增設小企業信貸專營服務機構。

其中，設立浙江股權交易所、探索林權抵押等多項措施都是首次提出。

比如第20條措施，就是規范發展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建立省級金融市場投資主平臺，推動設立浙江股權交易所，為各類企業提供股權托管、股權融資、股權轉讓、私募債券融資等服務。培育、規范托管和掛牌企業，推動符合條件的企業上市。

而在21條中則要求要發展各類交易市場。整合資源做強做大各類產權交易市場，為技術產權、文化產權、排污權、碳排放等各類產權交易提供公共服務平臺，積極爭取杭州、寧波、紹興高新技術園企業納入國家代辦股份轉讓系統第二批試點范圍。推動有潛質的企業到代辦股份轉讓系統掛牌。

25條則提到了建立企業自己的風險防控和處置機制。各級地方政府牽頭負責，加強政府、各有關部門間溝通協調，各司其職，落實責任加強對企業關聯關系的監控，形成聯動機制，切實防范企業資金鏈條風險傳導蔓延。各級地方政府要加大對非法集資、高利貸等行為的打擊。

但銀行的態度，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此會議的第二天，諸暨某銀行業的工作人員出于對諸暨某擔保企業的責任心，來到杭州勸說上級銀行暫停對該企業的收貸，但得到的答復卻是：“如果我們不收貸，別人收了怎么辦?”

除了在制度層面推進中長期改革之外，杭州、諸暨等企業互保重災區已經開始用財政資金“救近火”。

杭州下屬蕭山、建德應急資金替企業“轉貸”，即給貸款到期企業提供“過橋資金”，幫助其還貸后進行再次貸款。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蕭山政府成立了一個總額為5億的區政府應急專項資金，這一資金池在2009年經濟好轉后停止，2011年11月重新啟動，以應對區內嘉逸集團等公司出現的續貸危機。

而嘉逸集團證實因為蕭山政府的這項馳援，而死里逃生。

但政府財政資金的投入是否符合程序，是否經過了納稅人的同意，并未可知。其中，蕭山政府其中一筆千萬級的“轉貸”資金就因銀行不再貸款而至今虧空。

諸暨則成立了由書記、市長任組長的企業風險防范處理協調小組及清薪維穩、解困協調等專項工作組。將應急專項互助基金擴至1億，相機設立政府主導的5000至1億創業引導基金，1億元企業風險互助基金和注冊資金為1.5億的聯合擔保公司等機構。

除此之外，諸暨還對市、鎮兩級企業實行一日一報，對市屬企業實行“每周一次”的協調機制。做到各類企業風險信息及時發現，及時匯總及時協調處置。

在人行的報告中也硬性要求，各銀行不得抽貸。

但這種政府強勢介入的做法，則被質疑動用了公共財政存在道德風險，部分人士認為民企在投融資市場制造的混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政府和銀行在幕后推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