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內蒙門檻低或致PE基金非法集資熱

隨著金融監管的逐漸收緊，大部分股權投資機構“吸金”難度變大了，一些昔日股權投資的 “天堂”， 由于注冊門檻調高，迫使一批中小基金黯然離場，而以新疆、內蒙古為代表的西部地區則適時拋出橄欖枝，以更低注冊門檻，更多稅收、財政優惠和更豐厚人才獎勵政策，吸引股權投資機構入駐。

近兩年中國股權市場高速發展，但繁榮背后非法集資的現象也開始滋生。

為了打擊PE非法集資與空頭PE基金，國家發改委曾經于2011年12月8日下發《關于促進股權投資企業規范發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劍指非法集資、空頭基金等亂象。

時至今日，這個被業內人士稱為“強制備案”的通知已經正式發布了半年之久。前瞻網記者了解到，截至2012年一季度，在地方發改委備案的創業投資企業共766家，其中93.3%為公司制企業。從備案企業所在地區來看，江蘇備案企業最多，共174家;其次是浙江，共122家;北京備案企業數居第三位。

總體來看，VC/PE備案正在朝著更為有序的方向推進，但在監管全面收緊的背景下，一些昔日股權投資的 “天堂”， 由于注冊門檻調高，迫使一批中小基金黯然離場，而以新疆、內蒙古為代表的西部地區則適時拋出橄欖枝，以更低注冊門檻，更多稅收、財政優惠和更豐厚人才獎勵政策，吸引股權投資機構入駐。

PE的“西遷潮”，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股權投資企業為了更適合自身生存而另辟蹊徑，從而更好地帶動西部地區金融服務的升級。但另一方面業內人士也認為，這其中暗藏的“陰謀”是PE基金利用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政府與國家發改委之間PE監管的尺度不一，以規避備案監管的盤算。

如果是后者的話，人們難免要開始擔心，如果“問題PE”從此開始和政策玩“捉迷藏”游戲，那是否意味著“PE野蠻生長時代終結”這一論調要被打上一個問號?

天津加碼監管引得PE出走

為了從“求量”變為“求質”，在國家收緊股權投資企業監管的大環境下，天津打出了“重拳”。

業內專家羅玉表示，從去年7月出臺《天津股權投資企業和股權投資管理機構管理辦法》，到今年3月出臺《天津股權投資企業和股權投資管理機構管理辦法補充通知》，監管部門對股權投資行業的監管力度不斷加大，對股權投資企業的監管要求也進一步提升。

然而趨嚴的監管“壓力”，開始讓PE企業萌生退意，他們開始尋覓“西遷”。

羅玉說，2007年天津制定首部關于股權投資企業登記政策，隨后幾年政策幾度調整，對股權投資企業注冊門檻不斷提高，基金注冊資本從1000萬元提高到1億元人民幣，管理機構實收資本也提高到200萬元，濱海新區在去年更是將管理機構實繳資本提高到了1000萬元。此外，天津對個人投資者的出資額也提出要求，開始真正落實合格投資人制度。

據前瞻網了解，由于占有國家政策層面先機，天津一直是股權投資企業的“天堂”，借助對濱海新區先試先行的政策東風，天津最早提出“打造中國股權投資中心”的口號，早期憑借較低的注冊門檻吸引了大批股權投資機構注冊，但在近兩年的發展中由于非法集資問題的出現，股權投資市場規范發展受到一定程度影響。

2011年7月，天津市制定《天津股權投資企業和股權投資管理機構管理辦法》，對股權投資企業和股權投資管理機構在登記、托管、備案、運作等方面予以全面規范，成為全國首個針對股權投資監管的地方性法規。

羅玉表示，“該《辦法》設置的門檻高于國家發改委出臺的253號文，要求在天津注冊成立的股權投資企業均須向有關部門進行備案，被視為天津股權投資行業的重要轉折，其監管決心可見一斑。”

此外，由于天津市對于股權投資企業及管理機構監管的持續升級，使得一些原本游離于監管之外的股權投資企業及股權投資管理機構必須接受監管，并且在《辦法》中強化了注冊地政府部門的監管責任和銀行的托管責任，天津股權投資行業進入“強制備案、嚴格監管”階段，成為國內股權投資監管最嚴的地區。

隨著天津對存量基金清查工作的開展，羅玉坦言，此前注冊基金存在的幾類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一是空頭基金的存在;二是注冊為股權投資企業，但實際從事非股權投資業務;三是單個LP出資較低;四是近期快速涌現，但管理團隊缺乏經驗，運營機制不明晰等。

目前已有部分在天津注冊的基金選擇注銷，也有部分之前注冊為“股權投資”的基金選擇更改經營范圍或更名。另外一部分則轉移到其他注冊門檻低，政策相對寬松，稅收、財政更為優惠的地區，或者政策連續性更好的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