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增長的時代結束了嗎？

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14年國民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4%，比上個年度繼續回落3個百分點，在一系列改革政策和宏觀調控在組合拳下，中國經濟是否還能重拾高速增長?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高速增長的支點是什么?

過去三十年，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創造了全球任何一個經濟體都望塵莫及的增長奇跡——年均超過10%的GDP增長速度。在這個“奇跡”背后，是計劃經濟和戶籍制度共同造就的廉價勞動力、金融管制下實際為負的儲蓄利率、可以行政權力隨意征用的土地，還有商品和要素價格雙軌制，拋開源源不斷流入的外資和開放帶來的全球消費市場不說，僅上面四項，就足以讓一個粗糙而瘋狂的經濟模式一夜之間膨脹成一個瑕瑜交雜的龐然大物。

2014年，中國的GDP總額達63.65萬億人民幣，名列全球第二。增長的成績自不待說，增長的代價也逐一顯現。

首先是環境污染。目前我國城市大氣環境中總懸浮顆粒物濃度普遍超標，二氧化硫污染保持在較高水平，根據環保部發布的監測數據(2014年10月10日)，全國161個城市42.2%存在不同程度的空氣污染，其中11.8%處于嚴重污染狀態;根據2013年亞洲開發銀行和清華大學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環境分析》報告，中國500個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標準。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有7個在中國，它們分別是石家莊、濟南、北京、烏魯木齊、蘭州、重慶和太原。在水資源方面，根據專業機構對118個城市的連續監測數據，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輕度污染，基本清潔的地下水只有3%。全國耕種土地面積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屬污染，共約1.5億畝;此外，因污水灌溉而污染的耕地有3250萬畝;因固體廢棄物堆存而占地和毀田的約有200萬畝，其中多數集中在經濟較發達地區。由此，我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高達1200萬噸。

雖然，在2007年，我國政府就提出了節能減排戰略，但治污的重點仍然集中在尾部治理，尚未從生產方式變革這個根子上去解決污染問題。因此，空氣和水源污染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抑制。

日本、西歐工業化國家的大量實踐證明，污染問題靠“尾部”治理基本無效。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中國只能變革發展方式，依靠資本和勞動等生產要素的再分配，也就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

和環境污染齊頭并進的是資源緊缺。二十年來，計劃生育制度、要素價格和商品價格的雙軌制，造成了另一個發展瓶頸就是資源短缺。

從人力資源來看，中國計劃生育雖然在短期內降低了人口撫養比，提高了社會儲蓄率和投資率，長期后果卻是人口結構的斷崖式急速老化。從1993年開始，中國的人口自然年增長率從1.2%逐年下滑2005年的0.6%，而后在0.6-0.7%之間波動，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測算：2013年到2030年，中國的人口增長幅度將逐年下滑，直至2030年后進入負增長。

與之同時，中國的人力資源還面臨勞動人口教育程度偏低、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問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測算，不同文化程度的勞動者，拉動生產效率的能力差距很大，如果將其生產效率指數化：小學為43,中學為108，大學為300。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我們以31-36歲的成熟就業人口作為勞動力作為參照標準，目前中國的平均教育年限是9.1年，而同齡的美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的就業人口平均教育年限分別為13.5、12、9.6、13.2和13.4年，中國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甚至明顯低于俄羅斯(后者為12.3年)，僅高于印度、巴西和泰國。

中國和德國、日本、韓國相比，教育程度的差別也是勞動生產率的差別，進而是彼此在全球產業分工鏈條上地位的差別。要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鏈條中的分工地位，首先要把出口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轉變成人力資源優勢。

從資本資源來看，中國總儲蓄率于2010年見頂回落，投資率也相應見頂，且投資的效率越來越低。全社會的稅前資本回報率從2008年的27%下降至2013年的15%，而對微觀投資主體更為重要的稅后資本回報率，則從2008年的15%下降至2013年的5%。全社會杠桿率則不斷上升，總債務/GDP從2008年的170%上升至2012年的215%。

與此同時，隨著資本回報率的下降，外資流入增幅逐年放緩。直至2014年，對外投資總規模超過1400億美元(其中資本流出1160億美元，其余是第三地融資)，首次超過外資流入(1195億美元)，中國開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此外，在以往三十年的GDP錦標賽中，為了實現高速增長，濫砍濫伐、對自然礦產的過度開采，對草原牧場的野蠻開發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積累、加劇著中國的自然資源短缺。

商品要素雙軌制、戶籍制度和利率管制等制度紅利和資源紅利在連續三十年的透支之后，終于步入不可持續的困境。從這點意義來說，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動力出了問題，根子不在需求萎縮，而是遇到了供給瓶頸——資源供給的拐點。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迫使中國改變發展模式，這也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進行轉型的最重要的外部壓力。

所以，高速增長的時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