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不愿成市民原因何在?
城鎮化改革中遭遇到的問題,不僅大城市不愿意無能力接納過多外地戶籍人士,一些農村戶籍的人士也不愿意成為市民。
搜狐連線綜合《中國經濟周刊》《21世紀經濟報道》等媒體報道,北京等城市郊區農民并不愿意成為市民,農民比市民有優勢,大城市福利居民與農民已經均等化,而農民憑借手中的承包地、宅基地,還擁有不菲的土地溢價,一些農民每年還可以得到村里集體土地出租后的租金紅利。
不愿意成為市民的有兩類人,一類是當地經濟發展、土地溢價明顯的地區,典型的如東部沿海的城市群,無論是嘉興還是佛山,長三角、珠三角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的農民,對戶口不敏感,甚至有的公務員還試圖集體作弊轉成農業戶口。
市場經濟發展,市民農民福利區別不大,隨著城區的擴大,城市土地溢價提前以征地安置費等形式,轉移到被征地的農民手上。去年2月28日,在浙江省溫州市開幕的“中國改革(溫州)論壇”上,土地問題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部長劉守英表示,“由于政府主導城鎮化,靠征地、融資搞城市建設,城市化的成本越來越高。粗略計算,2007年到2011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中,用于征地和拆遷的比重已經達到41%。這說明,靠征地來推進城鎮化的成本非常高。”以41%計,2011年高達3.15萬億的土地出讓金,征地與拆遷成本1.29萬億。
曾經有個出租車司機教導我說,窮人翻身靠拆遷,農民翻身靠征地,這位出租車司機可以當哲學家。雖然拆遷征地過程中血淚斑斑,但仍然是大部分農民土地大幅溢價的過程。發達地區尤其是城市近郊的農民,在城市擴圍后,大多數把承包地交給外來租戶,在宅基地上修些小高樓出租給打工者,與打工者相比,這些人絕不是社會底層人士,而是食租階層。
根據搜狐連線綜合數據,目前大城市郊區農民,在買房、大病保險、新農合、養老保險、生育等方面還擁有優勢。8月18日,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周三表示,土地流轉政策是中央已定政策,土地流轉抵押貸款政策也已下達,目前各地主要處于確權階段。各地確權后,農地可以流轉、可以抵押貸款,農民的金融財產屏障被突破。一線城市與二線省會城市,事實上已無農民市民之別,實際上,城市中的低收入階層比當地農民保障更低。
另一類不愿成為市民的是老一代打工者。根據公開數據, 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接近2.69億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約1.3億人,占農民工總量的46.6%。據調查,占總量一半左右的老一代農民工(1980年前生)1.4億人不一定都愿意將農村戶籍轉為城市戶口。另外據21報道,一些80后以及此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也不愿意。愿意留在城市的大多是在農村從未干過農活,以及從小在城市生活,已經融入城市的人。這方面1990年左右出生,或者以后出生的人,希望獲得城市戶籍的意愿比較大。
這些農民朋友打工養活家人,支出最大部分是孩子教育,在老家造房子,他們養老所系是在老家的地,和耗幾年心力造成的房子,這里有熟悉的環境和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萬一財務出現狀況后,還有最后的土地保障。
愿意成為居民的是新一代打工者,他們沒有下過一天地,插過一次秧,所有的成長記憶都在父輩打工所在的城市,筆者看到社會學調研照片,在上海、廣州等地的年輕打工者,說著上海話和廣州話,染頭、穿小腳褲,在城市中心的老公房里租房,最大的愿望是在所在的城市扎根,而不是回到老家。老家越分越小的土地容不下他們,他們也容不下老家。
城鎮化過程中,成本最低的戶口改革辦法是讓發達地區的農民、市民一步到位,兩種身份統一為居民,農民手上的宅基地、承包地,允許交易留轉。此時土地的性質發生改變,不再是最低生活保障的替代品,而是居民的資產。今年5月1日,《上海市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辦法》實施,年滿16周歲(不含在校學生)、不屬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的上海市戶籍城鄉居民可參加。新農保基金和城居保基金合并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金,納入上海市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上海城鄉差距消失,郊區家庭農場、高科技農業取代了以往的農戶承包模式。新生兒統一登記為居民,農業戶口成為歷史名詞。
愿意留在城市的新一代農民工朋友,只要有工作有固定居所,照章納稅,且所處城市屬于100萬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可以自由落戶,同時,以一家的價格轉讓老家土地,作為在新城市扎根的原始資金。
現在真正底層的是經濟欠發達城市的無業人員,以及偏遠貧困地區、土地沒有溢價的貧困農民。當然,這與農村、市民的戶籍改革關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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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經濟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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