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震懾是在建立法治市場嗎？

認為反腐是權力派系斗爭的人，有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當薄熙來與令政策先后鋃鐺入獄，我們看到的不是派系斗爭與派系平衡，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試圖力挽狂瀾的最后努力。

拒絕貪腐是其中的重要步驟。很多人會引用電影《建國大業》中蔣介石退臺之前的一句臺詞，反腐敗，亡黨；不反，亡國，難啊。在電影場景中，此時蔣氏父子在松樹旁一坐一立，頗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但誰也不會忘記，民國末年恰恰是這對父子的親屬成為最大的、“死不悔改”的既得利益群體，無論是套匯還是套利，無論是披著國有外皮的權貴企業欺凌民企，都有孔氏與宋氏家族的身影。小蔣打虎失敗，這是關鍵因素。

從歷史縱向比較，中國人目前吃得飽、穿得暖，處于歷史上的最好時期，脫貧成績全球矚目。2013年3月14日，聯合國在墨西哥城發布《人類發展報告》指出，由于最近幾年扶貧工作取得意外進展，到2030年全球至多80%的中產階級將生活在發展中國家。支持人類發展指數（HDI）取得進步的是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中國和印度的人均經濟產值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增長了一倍。身處微觀市場的人絕沒有宏觀數據顯示的那么樂觀，橫向與文明國家比較，很多國人看到的是貧富差距懸殊，權貴企業橫行，創新能力缺失，是經濟結構與中產收入陷阱，而人們所期盼的道義、公平、財富增長、民企復蘇，并沒有在這些樂觀的微觀報告中有所體現。

公民的幸福感與憤懣感并不來自于抽象的宏觀經濟數據，而是來自于本地經濟狀況、地方政府守信與否、鄰居通過什么手段發財致富、環境污染后癌癥比例是否上升，這些現象是具體而細微的。如果不能解決這些基本問題，民間暴戾之氣將日益盛行，警察將以槍支對待連菜刀都要實名制的公民，而貪腐不僅存在于高階官員中，連一些落后地區最基層的村干部都在肆無忌憚地鼓勵家人攫取貧困補貼，硬生生從五保戶嘴里奪那么丁點口糧。

腐敗的現實讓人沮喪，但舉刀并非最好的選擇，建立法治體系才是關鍵，真正實現所有公民人人平等，目前的主要困境來自于選擇性法治體制，來自于政府信用淪喪。甚至城管在多數人眼中已經淪為惡犬的象征，而這些人恰恰是樹立政府信用最重要的基層行政執法者。

只有建立法治市場經濟，才能建立契約和信用的根基，中國社會才有救。以新文化運動、文化革命拯救中國，被證明只是烏托邦的幻想。

沒有法治就沒有真正的市場。相比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處境，非公經濟公平政策屢屢遭遇玻璃門，央企事實上擁有幾乎一切重要的廉價資源，石油、天然氣、貸款等等，當一家民企獲得了廉價的資源時，人們有理由懷疑這背后是權貴作祟，不幸的是，事實往往印證了民間的猜測。

2013年9月3日，《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中石油前任董事長蔣潔敏可以毫無顧忌地從中石油的帳上匯出千萬元，為權貴“抹平創傷”;蔣潔敏任內主導的海外收購以及國內油田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合作項目疑點頗多，有深喉指出：“在那些地方，花幾十億美元收購的項目，之前說是資質良好，結果輪到中石油自己開采，才發現其實資源貧乏。海外還有專門的機構，專門做這種把貧礦包裝成‘富礦’的‘以貧扮富’的生意，賣給中石油賺錢。”

法治與監管一齊缺失，使中石油在一定意義上成為權貴的錢袋子，大官大貪、小官小貪，蔚然成風。一旦民企進入重要經濟領域，就有輿論高呼，國家經濟不安全，似乎民營經濟天然賣國、而央企天然愛國。目前的反腐事實清晰地展示，只要是權貴企業與低效國企，都會讓中國經濟更不安全，撕毀了中國經濟的所有堤防。

意識形態化的經濟不會更安全，也不可能產生法治市場，無論是國企也好，民企也好，在同一個游戲規則下行事，進行同樣的博弈，中國經濟才可能擺脫權貴陰影。因此，目前在反腐這枚硬幣的背后，建立一套法治體制是當務之急，為反腐而反腐，沒有制度保障，新一輪的權貴將迅速占據舊權貴留出的空隙，以更貪婪之胃席卷市場財富。

目前處于對權貴的震懾期，這一階段是必要的。6月21日，審計署公布了11家央企2012年財務收支審計結果，肥得流油的中國煙草總公司，以及掌握安全命脈的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牽涉軍工的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中石油與中石化，以及虧損的中國海運（集團）總公司、風波不斷的華潤（集團）有限公司，均在審計之列。截至5月31日，經整改挽回和避免損失32.96億元，對190名相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處理，其中廳局級干部32人。

人們津津樂道的是，裸官已經被清出官員上升序列，為國泰君安效力長達十年的前任總經理陳耿主動去職，就與妻兒手握國外護照有關。《北京青年報》6月12日報道，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選拔干部要“以德為重”，其中不得被提拔的六種干部中包含“裸官”。金融圈里，家屬尤其是子女，在境外上學、持有境外護照非常普遍。今年春節后，很多人都選擇了召回家人。其間，陳耿也上報了家庭成員情況，他的妻子和三個子女均持有境外護照。陳耿妻子也選擇了回國，目前也仍在國內。據悉，為了保證孩子的學業，陳耿并沒有叫孩子停學歸國。政府清退裸官動了真格，社會之所以還對現狀保持部分樂觀，正是因為目前的反腐，那些認為反腐將動搖根本的理論，不過是權貴階層為自己找的遮羞布罷了。

社會追問的是，震懾之后怎么辦？難道年年搞運動以保持政府廉潔嗎？這顯然不現實。明初朱元璋時代貪腐官員性命朝不保夕，制度卻沒有丁點改進，致使朱元境坐立難安，很難理解貪官為何越反越多。現代法治才是安身立命之所，以央企而論，避免有利益關聯的國務院國資委成為央企的監督者，由審計署每年抽查，以嚴厲的民事賠償舉措懲戒權貴利益輸送，才能有效制止央企權貴化。

法治缺乏尊嚴，已經使市場信用危如累卵，中國食品在國際上遭到冷遇，投資者在A股市場，除了打新股，已經不相信公司會有什么信用，不相信財務報表會是真實的，這兩年股市低迷、只有個別概念股被熱炒，說明了一切，中國的股票市場遭遇空前的信用凍結與金融凍結。無法治就無信用。

處于震懾階段制度建設的前期，對制度建設悲觀或者樂觀言之過早，市場在清除蛀蟲填補空洞，法治建設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如果中國建立嚴格的法治社會，市場有望，則中國未來有望;如果選擇以大范圍的賢人治建立市場經濟，寄希望于官員道德，中國市場不可能有希望。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以尋釁滋事等名義讓一些律師消聲，并不能樹立法治的尊嚴。法治是在一個個案例、一個個公開博弈中形成的，法治與政府信用同樣在此過程中得到捍衛。

無論是新加坡，還是上世紀50年代的韓國，精英治國、市場發展的背后，都是嚴格的法治與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