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女兒柳青：不希望別人只把我當成柳傳志女兒

了解女兒眼中的柳傳志，你就會知道他何以有那么多女企業家粉絲。

“對不起，讓你們久等了。”走進北京香格里拉飯店的Cafe Cha，由于堵車遲到了幾分鐘的柳青一個勁兒地道歉。與父親柳傳志一樣，她早就養成了重諾守時的習慣。作為高盛公司直接投資部董事總經理，她每個月總有兩個星期在外地談項目。不過，談完項目后的她總是想盡快趕回北京的那個家。在同一個小區里，住著自己的父母親。談起自己的父親，她的臉上滿是笑意：“我很幸運能出生在這樣的家庭”。

親情

“父親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他培養了我的性格、意志和品質，讓我受益終生。”柳青認為。

1984年，柳傳志下海創辦聯想的時候，柳青只有6歲。在她的記憶中，父親一直都很忙，同在聯想打拼的母親也很忙。這個時候，年長8歲的哥哥承擔了更多的責任，不僅送她上學，還替父母去開家長會。

不過，那種濃濃的親情卻始終都在，從老一輩就是如此。柳青至今還記得爺爺離世當天的場景：病危中的爺爺把奶奶叫到病床邊，已經不能說話的他給了奶奶一個飽含深情的法式親吻作為永別，這讓在場的柳青熱淚盈眶。

父親家一共4個兄弟姐妹，父親是老大，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除了大姑已經出國之外，其他3個家庭竟然都住在同一個小區。每個月，這個大家庭十幾口人都會到父親家里聚會。每個人都爭著發言，也會喝點小酒。柳青的叔叔比較能喝一點兒，就會找父親敬酒。這個時候，在外面滴酒不沾的父親也會小酌幾杯，喝完之后既不亢奮也不多說話，只是笑瞇瞇的，這與他在外界那種不怒自威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反差。

柳青覺得，父親最在意的人就是母親。他們是大學同學，真正是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有著非常深的感情。父親很少煲電話粥，如果發現他不停地講電話，那肯定是在跟母親聊天。父親經常把做成的以為得意的事講給母親聽，不過，愛較真的母親聽完之后往往還會挑刺，這時他只好無奈地說，周圍所有的人都認可這件事，你是唯一不認可的。如今，他們全家還建了個微信群，聊得熱火朝天。父親每次出差的時候，都會問柳青是否在北京，在的話就會給她布置個任務——陪陪母親。

在柳青的記憶里，除了父母親的兄弟姐妹之外，經常到父母家里走動的就是聯想的同事了。“對于那些跟隨我爸多年的同事，包括司機，他從來都像對待家里人一樣。”有一次在家里講到和楊元慶等聯想人艱苦創業歷史的時候，一向內斂的父親動了真感情。他一直都有個愿望，要把聯想辦成一家“沒有家族的家族企業”。今年春節前按照慣例，聯想的高管們包括朱立南、楊元慶、趙令歡在內，又一次在父親家里團聚，推杯換盞之間，好幾個人都喝高了。

規矩

不過，濃濃的親情是一方面，嚴格執行制度又是另一方面。1998年，還在北大讀二年級的柳青拿到了康柏公司的獎學金，去那里的市場部暑期實習，而這家公司還是聯想強勁的競爭對手。學計算機專業的她卻從來沒想過去聯想實習，因為她知道聯想有個不能違反的“天條”：子女不得在公司任職，哪怕是實習也不行。

她早就習慣了父親的這種要求。朋友有時候會托她找聯想辦點事，每次她都會先問父親，這件事情是否違反聯想的“天條”。

在柳青看來，父親柳傳志是個表里如一的人，無論是在辦公室還是在家里。“說到做到”是聯想非常重要的“天條”，父親從來都是這么要求自己的。“以前無論是在工作還是生活中，每當我爸提出目標的時候，我媽就會挑戰他。不過，時間長了她也發現，我爸確實是已經考慮得很清楚了，而且留有余地。”柳青開始做投資之后，父親給她的最大忠告也是不要光看被投資人說了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這個原則對她有很大的幫助，讓她避免了走很多彎路。

“我小時候挨父親的批評，經常都是因為說好了要去做一件事情最后卻沒做，他發現了就會很生氣。”柳青小時候，有一次全家出游，說好9點鐘出門，她和母親有點磨蹭，父親就著急了，一個勁兒地催促她們。

柳青和老公都是搞投資的，難免在全世界飛來飛去。很多時候，他們的3個年幼的小孩就只能委托雙方的父母照顧，事情既多又雜。于是，父親又把自己在聯想的那股子勁頭帶到了家里。他委托自己的司機“任總”作為大家庭的“后勤CEO”，還專門為后勤設計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和考評體系。每個季度，家庭成員都會按照KPI給司機和阿姨打分，加權計算出得分，然后任總召集所有后勤人員一起吃飯，根據得分給他們發獎金。

去年圣誕節的時候，柳青對自己家的阿姨的表現很滿意，想直接給她發點獎金。結果父親卻說這么做不行，既然家里已經有了制度，也給了任總授權，發獎金這件事就必須得到任總的批準才行。即使在家里，他仍然是個較真的老頭兒。

堅持

2000年夏天，北大畢業的柳青如愿考上了哈佛大學研究生院，赴美留學的她仍然是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勁頭，學習異常刻苦。她一直都記得父親轉述的一位足球教練的話，“要想人前顯貴，就得人后受罪。”2001年，經過12個人的重重面試之后，她得到了去高盛暑期實習的機會。在那里，她的玩命工作得到了同事們的高度認可。

一年之后，即將畢業的她卻趕上了互聯網泡沫破滅、就業市場一片慘淡的殘酷現實。往年高盛會招二三十名初級分析員，而那一年才招了6個人。為了準備高盛的面試，柳青哪兒都沒去，貓在宿舍里埋頭補習金融方面的知識，“高盛的面試出了名的難，因為我不是學金融出身，所以要加倍努力才有機會”。

在經過了又一次的18個人的多輪面試之后，她終于拿到了高盛的錄取通知書。“這應該是我人生中最高興的時刻之一。”她在高盛的第一份工作是投資銀行分析員，并被派到了香港。上班的第一天，她發現在所有初級分析員中，自己是為數不多的來自內地的員工，而其他幾乎所有的同事都是“老外”。

分析員的這份工作其實很辛苦，一開始是幫助領導找各種各樣的行業數據，查行業年鑒和企業年報，分析各種宏觀經濟或產業政策，熟練之后就要做財務預測模型。柳青笑談，這些其實都是“體力活”，加上經濟形勢不好，本來應該20多人干的活兒卻壓到了6個人的頭上。不到半年的時間，當時招進來的6名同學已經走了一半。

當她找到父親訴苦的時候，父親卻認真地告誡她：“突然被球砸著了當然會感覺很疼，你是足球運動員主動頂球的時候就不會覺得疼，因為這是你自己的選擇。既然是自己的選擇，就一定要堅持下去！”

能夠在最困難的時候堅持下去的，必定是個樂觀主義者，柳青覺得父親就是這樣的人。在聯想29年的歷史中，父親經歷過無數次的挫折，有幾次公司都要辦不下去了。但是柳青卻從來沒有看到父親把煩惱和沮喪帶回家，他總是樂呵呵地跟家人聊天。只是到了后來看到報道之后，她才知道當時父親承受了多么大的壓力。

父親的一番話讓柳青咬牙堅持了下去。兩年之后，她從投資銀行部轉到了直接投資部，從事長線的股權投資工作，但職位仍然是最辛苦也最基層的分析員。又過了兩年，她被提升為高級經理，然后是執行董事，直至擔任該部門的董事總經理。

如今屈指算來，柳青在高盛已經工作了11年的時間。在加入高盛已經好幾年的時候，有一次她跟同事聊天，那位同事問她知不知道聯想集團董事長的女兒在哪個部門，她很尷尬地說，那個人就是我。“因為大家在公司里都用英文名，所以那個外國同事也完全沒想到”。如同父親一樣，她骨子里也非常好強，不希望別人只是把她看作柳傳志的女兒。

自信

如今的柳青已經成長為成熟的投資人。她出門帶3部手機，全國各地出差，每年與團隊一起要看500多個項目，與形形色色的企業家打交道。跟我們見面的時候，她的嘴唇都起了一層皮。

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多年時間的她，對內地的溝通方式也已經駕輕就熟，這本來就是她父親跟客戶之間的交流方式。如今的她甚至有些“埋怨”父親對自己影響太深了，以至于她見任何人都是謙恭有禮甚至點頭哈腰。她也在改變自己的著裝習慣，除非正式場合不再西裝革履，因為內地的企業家們很少這樣。之前她還鬧過一個笑話：有一次她去客戶那邊開會，會場在一個小區里，一身正裝的她走到小區門口卻被保安攔住了，說你是賣保險的吧？

在做投資的過程中，柳青結識了馬云、俞敏洪、馬蔚華、王玉鎖等中國商界領袖。在跟他們的接觸中，她深切地體會到，“只有中國才會出現這么多有進取心和創業精神的企業家，他們跟我爸一樣吃過大苦，把企業當做自己的命來做。”在做投資的時候，她覺得這種企業家更讓她放心。

當然，她對自己的角色也越來越自信。除了跟企業家本人交流之外，她也和很多企業家的子女成了朋友，發現彼此之間有很多的共同語言：他們都在國外留過學，工作起來都很拼命；與父輩相比，他們也都有更廣闊的國際視野。“時代在變化，哪怕是2000年之后成立的企業，它們成功的商業模式現在也未必能成功了。因此，未來真正成功的企業家既要有愿景，還要有戰略高度，知道下一步的增長點在哪里。”如今，在與中國企業家的交流中，她既能夠講述他們的歐美同行的經驗和教訓，還能夠請這些同行的高層來中國做交流、談合作。“因為這些行業領袖多半是高盛的合作伙伴或客戶”。她覺得，父親那一代的企業家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歷史終歸要翻開新的一頁。

“服務員，麻煩幫我把面包打個包。小孩子最愛吃這里的面包。”結束采訪的柳青又自然地回到了賢妻良母的角色。這也是父母親對她潛移默化的影響，讓她一直非常注重事業和家庭間的平衡。當年，她找老公的最大要求就是兩人要互相信任、不離不棄，而不在乎對方的家世，老公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周末的時候，我會盡量推掉應酬在家陪孩子。”說到這里，她忍不住拿出手機，秀起了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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