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價上漲 中國需求成推手？

國際油價不斷攀升

國際油價不斷攀升，從2002年1月的19.7美元/桶，漲至目前的100多美元/桶，翻了5倍多。關于上漲的原因，很多人認為是中國需求造成的。然而，上世紀90年代的十年間，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增量和增速與近十年相當，但那個階段的石油價格并未高企。此外，其他大宗商品的中國需求并未增大，但近十年來，這些商品也屢屢創下價格新高。可見，近十年石油價格上漲并非個案，簡單地將國際油價暴漲歸結為中國因素是非理性的。

對中國因素的三點質疑

首先，從石油需求來看。據前瞻資訊數據中心監測顯示，2002年全球石油日均消耗量為7827萬桶，2010年為8738萬桶，增長了911萬桶，增幅為11.6%;而在同樣的8年時間里，1993年全球日均消耗量為6712萬桶，2001年為7730萬桶，增量為1018萬桶，增幅為15.2%。可見，從世界石油需求的絕對增量和相對增幅上來說，近十年相較于上個十年，都沒有顯著增加，所以需求并非石油價格異動的原因，作為局部的中國需求變動更不可能成為影響價格的主要因素。

其次，從預期的觀點來說，一些人士認為，中國需求增速很快，這種預期導致了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的提前表現。這十年，中國經濟平均以10%的高速突飛猛進，世界石油需求增速卻有所下降;而未來十年，世界普遍預測中國經濟增速會下滑;況且，中國的能源利用率會大幅提高，2010年中國的能耗強度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陪，提高能源利用率有巨大的空間，中國政府近年來也明顯加強了對節能的重視。因此，預期論也是不成立的。

再者，看其他大宗商品。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黃金等貴金屬和農產品等大宗商品的價格在最近十年中也飛速上漲，其中黃金上漲了6倍多，農產品上漲了2倍，可見國際原油在這十年間的上漲并非個案，全球出現了多數商品價格的集體上漲。如果說中國需求的增加是導致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那黃金與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也是由中國需求導致的嗎?我們看到，這十年間中國對這些商品的需求并未顯著提高。這三種商品的相關性非常強，黃金與石油價格的相關系數為0.75，農產品與油價的相關系數為0.89，農產品與黃金的相關系數為0.91，所以它們的價格不僅同時上漲，而且往往同時下跌。強相關性的走勢顯然也不能用中國需求的變動加以解釋。

石油價格的美元角色

可見，這些集體暴漲的大宗商品都以美元計價和交易。作為國際主要貨幣的美元價值變動與這些商品價格暴漲之間很可能存在某種聯動機制，可以從下述兩個方面來分析和梳理：美元流動性以及美元匯率。

美元流動性泛濫眾所周知。從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來看，2002年，美聯儲資產只有不到7000億美元，如今規模已經達到2.9萬億美元，考慮到擴張的都是基礎貨幣，經過乘數效應的放大，釋放的流動性不可估量。從美國信貸量來看，2000~2007年增速明顯超過其他時期，過度的信貸投放是流動性泛濫的根源。2001年后美聯儲降低利率至歷史低點，并多年持續，由此帶來美國的流動性泛濫。過剩美元需要尋找出路，由于石油等大宗商品的稀缺性，且是重要的戰略資源，于是成為了投資者青睞的對象。

美元匯率作用于石油價格的機制比較復雜。2002年1月，美元指數為120，而10年后的今天該指數只有80，貶值幅度達1/3，考慮到美元在歐債危機等情況下的“被升值”，實際美元貶值得更加厲害。通過計價影響石油價格機制可以看出，近十年石油價格暴漲與美元貶值有著強烈的相關性。

但是，為什么上世紀90年代的十年中，美元匯率與石油價格并未有如此明顯的相關性呢?顯然，兩者還有其他聯動機制。由于美元另有價值儲存和結算這兩大功能，因而我們還將從這兩方面來分析。

基于價值儲存功能的影響機制。美元和石油往往成為國際投資者資產組合的一部分。美元貶值，理性投資者會轉向實物資產來尋求資產的保值，在供給不變的情況下，石油價格會因此上漲。

基于結算功能的影響機制。美元貶值時，油價會相應上漲，油價上漲使得購買同樣的石油需要花費更多的美元，于是石油進口國會購買或儲備更多美元來支付，從而推動美元上漲，而美元上漲又會導致油價下跌。

可見，美元對油價的影響中：計價和價值儲存效應為負，結算效應為正。通過這三種機制的共同作用，能夠解釋上世紀90年代美元匯率與石油價格沒有明顯關系的原因。由于全球主要的能源交易在美國，2001年以前，美國政府一直對能源商品交易實施嚴厲的監管，石油的投資屬性被埋沒。而且，當時美國的財政赤字與經常賬戶赤字均在可控范圍內，美元并沒有長期貶值預期，因而當時，美元匯率從資產組合渠道影響油價的效應較弱，美元匯率對油價的影響主要通過計價渠道和結算渠道，這兩種效應正負傾向于相互抵消，所以在2001年之前，美元匯率對油價的影響并不顯著。

2000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Commodities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0，簡稱CFMA)。該法案在美國商品交易法(Commodity Exchange Act，簡稱CEA)中加入了新的一節2(h)，將商品分為農產品、排除商品(excluded commodity)與豁免商品(exempt commodity)三類，并讓它們接受不同程度的監管。對農產品進行嚴厲的監管，對排除商品(主要是貨幣、利率、匯率與證券等)進行一定的監管，對豁免商品(主要是能源與金屬)基本上不進行任何監管。這就是著名的“安然漏洞”(Enron Loophole)。自此以后，石油的投機屬性明顯增強。

需求彈性與供給變動

石油價格變動還需從供給的角度來看。1993~2001年，石油的供求缺口占總需求的比重平均為2.2%，而2002~2010年該比例上升到4.4%，擴大了一倍。可見，供給缺口對油價上漲發揮了重要作用。

數據顯示，2002年全球石油日均產量為7470萬桶，2010年為8209萬桶，增長了739萬桶，增幅為9.9%;而在同樣的8年時間里，1993年全球日均產量為6603萬桶，2001年為7491萬桶，增量為888萬桶，增幅為13.4%。可見，最近幾年，全球石油供給增量有所下降。

石油供給增量下降的因素是什么?現在普遍認為是受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等中東政治軍事動蕩因素的干擾。此外，還有容易讓人忽視的因素，較小的石油需求價格彈性和OPEC有較大的石油定價權，這使得當美元貶值影響到石油出口國的收益時，他們會而且能夠通過選擇減少產量提高價格的方式來彌補損失。

綜上所述，在對供給需求、貨幣金融等因素進行系統梳理和深入分析后，我們發現，近年來國際石油價格暴漲，主要跟美元貶值和供給減少有著明顯的關系，而與需求關系不大。所以，歸結為中國需求因素的中國責任論是站不住腳的。世界應該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的崛起和發展必將推動世界進步。